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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死不救”的刑事立法思考

作者:张超琼 来源: 发布时间:2016年08月31日 点击数:
    一、“见死不救”事件引发“见死不救”立法热议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广东佛山南海黄岐镇广佛五金城,淅淅沥沥的小雨使得本就是傍晚的天空愈加光线暗淡,两岁的小悦悦就在这样一个堆满货物、人来车往的小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小型货柜车先后碾过,在接下来的5、6分钟的时间里,18位路过小悦悦身边的路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最后,还是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挪到了路边,找到她的妈妈把孩子送到医院。7天的全力抢救,还是没能留住小悦悦弱小的生命,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2012年5月14日12时25分许,温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民警周彬与温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协警周国伟,驾驶豫H-3316警车,从市局技侦支队办理特大网络诈骗案赴外省出差手续返回温县途中,行至焦作市中站区新园路西段时,看见路边有人招手拦车,就停下了车。下车后,周彬发现是两辆电动车相撞,一男一女两名伤者躺在地上。周彬经询问现场围观群众确认已打110报警和120救护后,又现场观察两名伤者肢体反应明显,加上要立即到广东出差办案,便对拦车人说:“我们是温县的,还有任务!”就上车离去。让人欣慰的是,120及时赶到,受伤二人及时得到抢救。
    “小悦悦”事件和“人民警察见死不救”事件在国内外通过各种途径铺天盖地的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省:是法律有缺口,还是道德已滑坡?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探讨:是否应该将“见死不救罪”列入我国刑法? 
    实际上,将“见死不救罪”列入刑法并不是在“小悦悦”事件发生后才响起的声音,早在2001 年3 月, 就有32名人大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罪”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理由是见死不救和见危不救已经且将会继续造成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此举在当时就已经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而2009年10月24日发生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挟尸要价”,更是将“见死不救”入罪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二、我国对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法争论
    针对“见死不救是否应该立法惩治”,我国的专家、学者、网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一)支持的观点:修补社会信任,道德拷问无力   惩治集体性冷漠,不妨让法律兜底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建议在舆论上达到了顶峰。人们在对事件本身的道德问题进行追问的过程中,也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思考:当道德自律收效甚微,那么就用法律来替代缺位的道德。这时,最具强制力的刑法就当仁不让的成了捍卫正义的首选,“想你时,你在天涯”,既然道德良知渐行渐远,那就用冰冷的法律来制约吧。
    停留在口头上的谴责和倡议拯救不了道德的“倒错症”,需要法律担负起它应该负的责任。立法不力、惩恶不严、正义不彰纵容了“见死不救”,“见死不救”既然已经成为一种诟病多年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法律何不“该出手时就出手”,将“见死不救”由道德禁止行为上升为法律禁止行为呢?唐朝《法律问答》中规定:如果有强盗进入某户人家抢劫,伤及主人,主人呼叫,周围的邻居有救助义务;如果不救,就会判定为有罪;国外许多国家也都明文规定了“见死不救罪”。见死不救的立法,古今中外不乏先例。至于当下,为何不能立法?
    既然一味的道德拷问无济于事,那就不妨做些道德之外的思考。这些年层出不穷的冷漠看客为何不肯去做仅仅是伸手扶一扶、搀一搀这样简单的事,究其原因,真正的根源就是社会信任危机,倘若不尽快立法进行有效的修补而继续放任社会信任纽带处于断裂的状态,“见死不救”的冷漠传染病将会造成愈来愈严重的感染。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尊重公众生命权无疑算是最基础最底线的伦理道德,完全有理由上升到法律层面,用刚性的法律制度惩治集体性冷漠,还人性与生命之美,如果我们还坚守“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的道德训诫,法律将会在争议中难产,道德必然在谴责中沉沦。
    著名大法官卡多佐说:“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作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政策,是一个时期社会秩序需求的写照。社会发展的同时社会秩序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法律的运行必须同社会秩序的需求相适应,否则,法律将无用武之地,法律的尊严也将大打折扣。
    深圳律协刑事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方壮毅认为,目前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仅仅是追究两位撞倒、碾压小悦悦的肇事司机的法律责任,而面对18名冷漠路人则束手无策。在这方面,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已经将见死不救规定为犯罪行为,我们国家可以参考着进行立法 。有了法律约束作强大后盾,道德教化就不再会镜花水月一触即破。
    (二)反对的观点:立法不如贯彻执法,道德问题刑法化贻害无穷
    虽然2001年人大代表的建议,2009年湖北荆州的“打捞门”事件,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以及其他众多的并未造成强大舆论声势的见死不救事件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但是来自法学界的众多专家学者,还是站在了社会舆论的对立面。据报道,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广东省政法委组织开展了关于“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该立法”的专题研讨,结果,遭到了来自广东省法学界数十位律师、学者的一致反对,专家们反对见死不救入罪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法律不是万能的,见死不救本就是一个道德问题,法律的手不能伸向道德领域;
    其二,立法应针对社会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问题,见死不救并非普遍现象,立法惩治见死不救缺少必要性;
    其三,我国公众的道德水平尚未达到“一见到危险就主动伸出援手”的高度,立法惩治见死不救时机尚不成熟,不具备社会基础的立法只会给社会带来混乱;
    其四,见死不救在现实中很难界定,很难确定一个罪与非罪的标准,立法难度高,司法难度大;
    其五,立法惩治见死不救,加重了公众的行为负担,可能会导致公众为逃避处罚而故意远离事故现场。
专家们众口一词的反对,着实给沸腾的舆论浇了一盆冷水,他们认为,“见死不救罪”的设立不能仅仅是因为个别恶性案件的影响,倘若就在舆论的鼓噪声之中贸然地将道德问题刑法化,那将造成无穷的祸害。
    刑法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碾过小悦悦的两个司机仍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逸,“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严厉处罚规定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问题,那凭什么说将“见死不救”入罪就能解决“见死不救”的问题。 
    说到“见死不救罪”,中国现行的刑法里也不是没有——刑法总则规定了“不作为的犯罪”,即有“必须作为的义务”而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就构成犯罪。教科书所举的典型例子是,当班医生拒绝抢救病人。但诡异的是,除开一些把没钱的病人送到野外致其死亡的案子,医生因为病人没钱不实施治疗导致病人死亡的,几乎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例如,2005年因无钱治病而在北京同仁医院抢救室旁边生生疼死的进京务工人员王建民,法院也没有追究医生的“见死不救罪”。刑法里既有的“见死不救罪”,都无法得到执行;有明确救人责任的医生,都难以受到追究,凭什么认为我们立一条“见死不救罪”,那些既不懂急救知识,又与被救者萍水相逢的路人,就会道德飙升去救人了? 
    在实际操作中,“见死不救罪”的定罪也会面对诸多实际的困难。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必须提供人证和物证,但是谁会为“见死不救罪”来作证呢?证人作证的同时就意味着自己有罪,而如果自己也成了案件的被告人又如何去作证?另外,如果案件的目击者本身不具备任何救助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要为自己能力的欠缺而背负罪责呢?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法律条文将会因为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而被虚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乔新生说:“是什么让人们觉得应该将见死不救入罪?是冷漠。整个社会的冷漠让人们失去了对道德约束的信心,转而寻求法律约束,希望通过法律约束来改变冷漠的现状。但事实上,冷漠是有社会基础的,恰恰是因为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没有正确的判决和执行,从南京的彭宇案到郑州大学生被判赔偿,再到天津司机被判赔偿,司法和执法机关没有正确地保护公民权利,救人者反而被判违法,是执法不严而不是立法不力导致人们失去了救助之心。在这个时候,如果依旧用法律来约束人们见死必须要救,见危必须要救,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三、设立“见死不救罪”冷思考
    (一)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的现实冲突
    虽然不少国家都将“见死不救”写入其本国法律,但是笔者看来,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将“见死不救”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实属是不可取的 。
    能否将“见死不救”入罪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纯粹的道德范畴或法律范畴,它反映出的是我们是否能正确看待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能否对道德法律化有一个科学理性的认识。
    美国著名法学者波斯纳在其著作中对道德与法律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谈到道德的约束力时,他认为,道德确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制度,是一套对于他者的义务,而不是他人对我们的义务。道德需要人们自觉遵守。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他认为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进步,则会受到人们的赞赏;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按照富勒的说法“愿望的道德” 是不能转化为法律。美国学者博登海默认为,在道德价值这个等级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两类要求和原则。第一类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比如避免暴力和伤害、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均属于这类基本要求。第二类道德规范包括那些极为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等价值都属于第二类道德规范。博登海默认为两类道德中,第二类是不能转化为法律规则的。见死不救行为显然属于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和博登海默认为的“第二类道德规范”。设立“见死不救罪”必然会使道德“法律泛化”, 使每个人陷于自卫之危险境地。那样的法律必然会是独裁与专制的法律,那样的法律也必然是自然主义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争论的“恶法”,而为执政者所不采。
    再者,从刑法自身出发,亦不宜将见死不救行为规定为犯罪。德国著名学者耶林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刑法强制力的严厉程度是其它法律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对刑法的使用必须慎之又慎。笔者认为运用刑法手段解决社会冲突,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法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而见死不救的行为并不具有刑法上其它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而且除了使用刑事处罚,也并非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见死不救”这一社会问题。制度的完善、民众素质的提升都足以消除这一冷漠行为。此外,刑法中所规定的义务是一种强制性义务,一种相对义务。在“见死不救”的情形下,不施救者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并且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这不仅违背了法律所确立的公平的价值观,也不符合相对义务的要求。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的发展呈现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存、刑罚更为轻缓、刑法刑事政策化这样的趋势。倘若当时的道德谴责、民事责任等能平衡行为对社会的危害,那么刑法这种其它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将隐退,当代刑法应注重提倡轻刑化,使用相对缓和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之中的冲突,由此对于那些政策、法律界限不清、判断标准不明的行为,务必要慎重,不能急于归之于刑法之内。提倡设立“见死不救罪”,对社会成员苛以严格的责任,将道德问题泛法律化,是主观主义法制观念的一种表现,违背了当代刑法的发展方向。
    (二)贸然设立“见死不救罪”之弊端
    倘若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那么仅因一时的舆论噪热而设立的“见死不救罪”将会存在其无法避免的弊端: 
    第一,设立“见死不救罪”会增加公民额外的义务,会将法律边界扩大,不利于法治社会建设。 
    现代法治理念要求公民的行为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只要不妨碍他人自由,就不应该受到限制,即所谓的“法不禁止即自由”。 设立“见死不救罪”显然违背了这一法治理念,会给公民增加额外义务。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是划分善与恶的边界,法律与道德所调整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是履行道德的最低义务,而较高层次的道德则是法律不干预或者无法干预的,如个人操守或人际关系,所以,道德适用的范围要比法律广泛的多。故而,道德和法律两者有本质区别的 ,假设将要求较高的道德法律化,无疑会扩大法律边界,难以创建法治社会。
    第二,设立“见死不救罪”不符合现实要求。
    从现实来看,并不是每一个见义勇为者均具有见义勇为的行为能力,如日本的志愿者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的工具、具备一定技能,才去做些见义勇为的事。近年来,对饱受质疑的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也进行了很大的变革,如2002年底,广东省明确规定:严禁动员中小学生参加救火;从2003年2月17日起,北京则首先开始实行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将“勇于斗争”和“见义勇为”等字眼取消,而以“及时报告”代替,在教育学界引起了普遍的认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有四项权利:生命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其中最重要的生命权则包括生存权和健康权。而在见义勇为行为中,行为人一般要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风险,如果设立“见死不救罪”,显然会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损害,不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现实要求。
     第三,设立“见死不救罪”不符合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任何事都讲究权利义务对等性,有多少权利,就要承担多少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大街上,有人抢劫,作为一个公民,确实有义务扭送犯罪嫌疑人去公安局,有义务阻止犯罪,可是相应的这个公民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而这个风险的保障很低。因此尽管有义务,公民却没有必须去做的义务,也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警察就不一样了,他的工作就是保障社会稳定,打击犯罪,这是他的职责,就算警察在当时休假,他依然是警察,有义务阻止犯罪发生。警察享有不同于普通公众的权利,就必然要承担与其对等的义务,而普通公众无此权利,自然也就没有与之相应的非做不可的义务了。
    (三)治疗“冷漠病”,软硬兼施方是良药
    针对中国目前所处的情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从而使“冷漠病”的现象得到改观。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最好的解决办法?在笔者看来,只有营造一个安全的、放心的社会环境,只有让好心人少一份顾虑,多一份安心,可以“零成本”行善,人们才会毫无顾虑地去帮助他人。
    第一、完善公共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让公民的行善之路更加平坦
    我们不难发现,在网络上呈现出来的道德水准,比现实生活高出一大截。往往在网络上被视为“容易”的扶人一把,在现实中却变得“不容易”,这种“道德落差”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公共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只有救助体系不完善,被救者才会想到通过诬赖好人转嫁危机,只要社会能够给予足够保障,则被救者和施救者都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大家才敢于见义勇为,履行社会责任。现行法律的弊端是认证程序和标准太繁琐,英雄成被告的事也越来越多,导致人们心灰意冷,我们可以简化繁琐的认证程序,让冷漠的心再次热情起来。
    专家们认为,目前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好心人免责”的规则,对一些“好心办坏事”的见义勇为行为,从法律上免除其后顾之忧,这可能是法律所能扶助道德的最佳方式了。例如生活中,见义勇为者由于专业缺陷出现施救不当,因为不可抗力导致他人受损,或因为难以避免的疏忽致第三方损害等,免除其法律责任就是法律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必然要求。“好心人免责”规则的确立,可以为救助人规避可能遭受的法律风险,从而促进社会善良风气的形成。在此规则中,应包括如何界定见义勇为行为,见义勇为者致残、致伤后该如何奖励或保护,施救过程中责任应如何判定,而最为重要的是助人免责和助人免予起诉(此时要排除救助者重大明显过错或明显故意的情形)的相关条款。
    当然,对见义勇为者必要的免责,不应该完全超出法律责任体系,法律还应对免责条款进行必要的限定。即便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善行本身亦须恪守基本的法律规则。这提醒我们在见义勇为时,也需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遵守比例原则,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害。
    同时,法律对救助者因见义勇为造成的损害必须建立妥善的权益救济通道,可以依托现有的公共保障体系,建立一个覆盖城乡的专门保障基金,这个基金既可以相对独立,又可以与见义勇为者个人的账户对接,用以支付见义勇为者的日常医疗、助残、抚恤等,另外也可以通过向行凶者追责、政府买单等形式,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其中,法律尤其需要确立行凶者对见义勇为损害的责任认定规则,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始作俑者,其余的赔偿责任,就需要政府部门积极作为,用公权力化解公民个体的道德困境,惟其如此,才能彻底破解道德的现实之惑,才能全面医治见义勇为者的心灵之痛 。
    当然,在着力提升道德水平的初期,可以出台鼓励措施来促使大家去行善,例如,对于本地户口人员行善的,可以作为其工作、升职等方面的考虑因素;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行善的,可以增加其入户积分等等。这些都是创造惩恶扬善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有益尝试。
    第二、紧急施救的公共教育刻不容缓
    层出不穷的“见死不救”事件还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紧急施救的公共教育问题,在德国除了中小学校内教育外,由于德国消防人员多是义务志愿者,大多数人年轻时都经过专业半专业消防训练,每个社区每年都会举行消防演习。除了防火,还有各种事故模拟,让居民学会如何紧急施救。
    针对积极施救的公共教育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实施:我们可以在社区工作里增加这方面宣导,让大家明白如何施救;红十字会应当制定详尽的细则进行常识普及,免费供公众学习急救知识,尤其是向重点、高危行业从业人员普及急救知识、进行技能培训;各省市可针对本地的实际情况编写安全教材,在本地各学校积极推广,向学生普及临危自救、救助知识,并且每个学校每学期都应举行至少一次的逃生演练,将学生的安全教育问题渗透到日常教育中。
    第三、严惩诬告者、撞人者,还救助者以公道
    如果被救助者是条“毒蛇”,仅仅给予救助者一些奖励和赞许是不够的,针对这样的被救助者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法律规定 ,“毒蛇”除须亲自上门向见义勇为人赔礼道歉外,还必须对“毒蛇”施以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和刑事的处罚。
    从搀扶老人反而被诬告这类型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往往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院判决没有给公众一个交代,公平正义这个最后的屏障没有守住,让好人寒心。谁主张谁举证,是法律上的基本原则,如果你反告别人伤害你,你就应该举出相应的证据;你举不出来,就不应该支持。如果被救助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反咬一口,并最终证实他诬赖救助人,则应受到一定惩罚。可以相信,救人反被诬陷的情形在以后还会出现,为了有效解决问题,国内必须出现对诬陷者进行严厉处罚的案例。只需一例,其对潜在的诬陷者的抑制以及对民众的鼓舞作用就不可估量。因此,执法机构应该积极执法,不能因为摔倒的老太太可怜或反悔道歉而放弃执法。须知,这种执法是当下解决摔倒不扶社会问题的最为关键所在。 “诬陷不成功的较高比例+诬陷不成功的法律后果+对诬陷者不利的案例”这种模式必然使潜在的诬陷者不敢铤而走险。
    还有一类人,即主动把被撞者送到医院的撞人者,由于自己坚信不可能有证据证明是撞人者,而假称自己是做好事的人。这类人在现实中也会存在,只是由于瞬间发生的事情真相不能被及时发现,所以也没有进入大家的视野。虽然这类人把被撞者送到了医院,但其否认行为直接导致了社会民众的冷漠反应,其负面影响更为显然。因此,他们应该比脱逃者承受更为严厉的法律责任。
    综上,“见死不救”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把这种谴责停留在道德的层面,而不应该因一时的激愤就将其贸然的上升到“刑法处置”的高度,结合我国实际,加强对公众急救知识的教育,加强对救助者的保护,加强对诬告者、撞人者的惩罚力度,如此等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相信在下一个急需帮助的人出现时,伸手拉一把的“普罗米修斯”必定会远远多于冷漠围观的看客。
    四、结   语
    法律不是某些现象、某些人的法律,而是社会的法律,其产生和发展必须以特定的社会为依托;法律不是道德的最高标准,而是道德的最低标准;法律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风风火火的“见死不救立法惩治”的摇旗呐喊,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严格执行我国现有法律,严惩撞人、诬告者,是解决见死不救现象的治标手段;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积极倡导见义勇为的精神,让助人为乐之风真正吹进大街小巷,是解决见死不救现象的治本手段。标本兼治,那么总有一天,“见死不救”有没有立法都不再重要,建设法治社会的理念也将会落到实处、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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