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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作者:白均 来源: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09日 点击数:

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人,这种定义源于我国法律对证人身份的界分。侦查人员是指侦查员: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安部门、海关以及监狱等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据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有关强制措施,进行案件侦察的工作人员。而侦查人员当侦查阶段的身份转换成审判阶段的证人身份时,不存在着身份竟合的情况;究其实,当案件进行到法庭审理阶段时,侦查人员已完成了本案的侦查任务,而其之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非当事人,且不参与审理。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理论界定是既考虑到了证人的内涵,又顾及了证人在诉讼活动中的特殊身份特征以及与诉讼之间的利害关系,以至于把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甚至于鉴定结论(意见)作为不同于证人证言的独立证据种类,从而排除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鉴定人以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的证人。  

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并不超出证人作证的范围,应当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受普通证人证言的约束,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应成为一种常态化和模式完善巩固起来。  

从诉讼程序的发展来看,当案件进行到庭审阶段时,侦查人员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本案的侦查任务(需要补充侦查的除外),基于证据理论狭义所限的证人角色和身份的局限性,即证人是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发生之时就亲历意见、了解案件事实作证的人;而侦查人员是在侦查机关立案后,对某一具体任务了解案件事实情况的人;这与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存在矛盾,但侦查人员从侦查阶段的身份转换成审判阶段的证人身份,并非存在竞合的情况。因此法庭可以就其因侦查人员的职务而获取的案件事实要求其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非违反回避的这一诉讼法理,仅是侦查人员的身份在不同诉讼阶段发生的分离或转换。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内容并不超出证人作证的范围,他可通过履行职务活动,既可能是因为目击犯罪现场而知悉案件实体性的事实,也可能是因为接案、破案、勘查、搜查等侦查取证行为而了解案件的程序性事实,这是他们优于不同于普通证人,具有独特的观察、理解和记忆,难以转移给其他人的,通过他们对这些事实的陈述,同时具有普通证人一样在诉讼环节中的不可替代性,不仅可以对其在侦查阶段,囊括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获取证据活动的相关事实作出证实,还可就其调查案件的过程中间接体验和感知的事实予以证明;抑或包括从举报人处获悉的有关案件关联的犯罪事实,间接体验判断事实之证言向法庭作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具有其一定的倾向性,但在负有调查犯罪义务的前提下,在其调查过程中取得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经过及其坦白任意性予以证明,使得法庭采信其有罪供述,对于案件的认定和事实再现,过程的还原意义和价值不可小觑。  

随着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目前在证人普遍不出庭的背景下,侦查人员是否应该出庭作证尚未在我国得到重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和立法机关众说纷纭,突破这种制约的瓶颈首当其中。  

一、目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面临的困窘  

1、警力缺乏。一是我国警察总数目前尽管近200万人左右,但人口基数大,地域辽阔,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转型,在当今凸显各种社会矛盾的突发多变的情况下,警察在所占人口总数的万分比中犹显严重不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周边邻国发展中的国家;二是警察无暇节假日,长期处于全天侯连轴转(除调班外)超负荷工作的状态,几乎很难抽出时间出庭作证。报载以杨州市刊上派出所为例,该所民警每三天值一个24小时的主班,其余两天正常上班,每周可轮休调休一天,若遇突发事件,民警必须放弃休息;三是我国正处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的复杂期,许多矛盾处理离不开警察的参与,使之长期深陷疲于应付有排查不完的处警处置任务;四是现有的警力应对社会治安已捉襟见衬,在如此严重警力不足的条件下,一味法律法规硬性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但不现实,同时也很难普及施行。  

2、角色转变尴尬。侦查人员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有权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事实上证人首先向侦查人员作证,然后才向检察官和法官作证,侦查人员以警察身份出庭作证,无形中凭添了自降身份的感受,徒生由国家权力执行者降为普通的诉讼参与人的角色错位感觉,这在官本位思想浓郁的今天,让侦查人员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转变为同一国家权力之下的证人身份,尚且还要接受律师的质询和释明,这使侦查人员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和适应。  

3、现行庭审方式陈痼难除。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特点是:两造平等对抗,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法官居中裁判。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原先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已经吸纳,借鉴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一些成份,一定程度上讲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力度。但从审判实践上看,法官仍然以书面审查为主,较多情况下,法庭认可了询问笔录的效力,证人普遍不出庭的现象,加上侦查人员先有出庭的情况,无疑削弱了法庭庭审控辩双方的对抗。另外,为提高诉讼效率,应付“诉讼爆炸”,法官一般也未强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再者检察官公诉也不希望侦查人员出庭,以免在律师的质询中暴露出取证中的不足,影响诉讼的进程。由于检察官在诉讼中身兼双重身份,既是国家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如果检察官不赞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那么,律师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请求很难得到法庭的赞同和许可,基于这些原因,在现行的庭审模式下,是导致侦查人员普遍很少出庭作证的内外因素。  

4、体制上设计缺位。从现行制度上看,影响侦查人员作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成因由来已久。一是刑侦又苦又累,人员流动性大,而侦查破案到出庭作证的时间跨度长,间隔时间久,法庭找不到原侦办的侦查人员,而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中,侦查人员是隶属于单位的工作人员,直接听命于他的上级领导,若一边接受法庭通知出庭时,另一边又接受单位领导安排和命令处置突发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后他只能去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三是公、检、法有非正式的协调机制,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可以随时与侦查人员交流,非法庭的沟通渠道顺畅,形成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成了不必要的设置。  

5、利益矛盾冲突。在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诉讼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诉讼利益,公安机关追求的诉讼利益是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只要侦破了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案件顺利地移送起诉,公安机关的诉讼利益即已实现。相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不仅不能给公安机关带来直接的诉讼利益,反而为案添累,增加了工作量,影响了其它正常工作秩序,无疑出庭作证附加给了侦查人员的是额外负担,不仅侦查人员个人不愿意,单位领导也不认同。尤其警力紧张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必将给这项法律制度的执行凸显了推行的难度。  

6、文化差异。影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文化因素有:一是息事宁人的“无讼”文化深根蒂固,古代文化“和为贵”底蕴浓厚,把“打官司”、“上公堂”普遍认为是触霉头有辱门风命运遭厄的祸事,极力抵制“讼事”,这在当时较长历史时期形成了传统文化的社会主流;二是古代文化核心“官本位”作崇,等级观念形成了诸多因素,广义上的官位,官员形成的为官体制,产生了“凡命夫命妇,不恭坐狱讼”的社会风气;三是古代社会官与民的身份关系,使官员可以享受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优势。基于陈规陋习形成的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时下难以推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定势。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身份界定和转换  

1、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不违反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目前学术界通说为证人是以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笔者对这种证人不可替代性的说法表示认同。但由此推导出“证人优先原则”,进而反对侦查人员作为证人不能成立。首先,证人作证的案件情况既包括实体性事实,也包括程序性事实,这与刑事诉讼法既包括适用实体法,也适用程序法的过程密切关联,尤其是当程序性事实成为控辩双方的争议事实时,法官应对此予以查清不能置之不理,否则会对是否正确定罪量刑产生一定的影响;再者如不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加以澄清,就难以判断被告人口供的真实性,进而对被告人是否定罪量刑也无从谈起。因此,主张证人必须就诉讼之前的案件情况作证,从而反对侦查人员的证人身份是不全面的。就执行某项侦查人员而言,侦查人员具有可替代性,但由此也成了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特定人,如侦查人员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情况,就其侦查过程中所了解的相关情况等,此时他又成为了不可代替和不可选择的人。  

2、侦查人员作证并非“自我证明”,对其作证会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不可否认,侦查人员作为证据的提供者,他具有其取证行为的实施者和见证者的双重角色身份,可以说他的确是作证内容上为自己的取证行为作证。但侦查人员有别于诉讼当事人,他在法庭上作证的本质仅是为了支持公诉人的控诉,或是为了满足辩护方的质证权需要。虽然侦查人员作证有时会导致于已不利的后果,或因非法取证而受到行使处分等等,但他对控诉本身能否成功并不承担责任;但他所提供的证言象其他证据一样,要交到法庭的审查判断之后才能采信;因此,冤假错案的产生并不在于谁作证人而在于证明内容的谬误。  

3、《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侦查人员回避的规定是不恰当的,在法庭审理阶段,侦查人员身份与证人身份处于分离阶段,或者说此时,侦查人员的身份已由侦查阶段的侦查人员转换为审判阶段的证人;至于是否客观公正要等到审判阶段受到法官的司法审查以后才能予以评断。如果因为侦查人员可能无法客观地收集证据而让其回避,那么侦查人员适用回避的情形远不止这些可以穷尽。在特殊侦查过程中,往往仅有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不认罪,且侦查人员回避而不出庭作证,势必会放纵犯罪。  

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专门机关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的活动,其内容包括揭露和证实犯罪及追究犯罪两部分,所以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即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罪轻还是罪重,是否处于刑罚和何种刑罚的问题,这事实上就是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其证明范围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即:(1)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2)证明其犯罪行为是否受到从重、加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依据的事实;(3)证明犯罪嫌疑人人身情况和犯罪后表现情况的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的定义,凡是能够证明上述事实的人即是证人,而侦查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揭露和证实犯罪,这实际上是一个对犯罪嫌疑人以往犯罪活动进行回溯证明的过程。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侦查人员虽不能亲身感受犯罪活动的全部过程,但可通过侦查活动了解案件的一部分真实情况,这也许不至于影响定罪,但却有可能影响到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时的量刑,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侦查人员所掌握的案件情况可能直接影响到对刑事案件的定性。所以,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通过以上诸项不难看出,侦查人员符合证人的特点,可以作为证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词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据此,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确立了控辩式的审判方式,要求有理讲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事实查清在法庭,罪责确认在法庭。  

据悉,我国近年来证人出庭率普遍低,一般仅在5%左右。证人出庭难,涉及地区广,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几乎所有地区都存在证人不出庭现象,且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我国刑事审判工作的巨大难题,不难看出和得出这样的结论:证人不出庭作证,有违法律规定和变相剥夺了被告人有效参与法庭审判的权利,使抗辩式庭审方式所要求的直接言词、公开、辩论原则难以在法庭上的贯彻,损害诉讼的正当程序;还严重影响了司法权的正常运行,导致了直接原则、言词原则等诉讼原则无法落实,最终严重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诉讼价值  

1、有利于彰显公正与效率价值。侦查人员在法庭上对取证过程作出说明,阐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公正断案作出正确的判决,利于实现实体公正;同时通过说明其侦查取证的过程,侦查程序的相对公开,有利于对侦查取证过程的监督制约;减少或避免了公诉人和审判人员因辩护方关于证据不合法,不真实的抗辩而花费的调查和证明的时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2、有利于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实现打击犯罪的目标。侦查人员出庭说明其侦查取证过程,从而便利对违法侦查,非法取证行为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防止刑讯等非法取证行为,杜绝侦查环节上侵犯人权现象的发生,促进司法文明,推动诉讼民主化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侦查人员出庭对取证情况作出说明的方式,给辩护方提供了反驳的机会,利于被告人实现其质证权,同时有助于被告人通过揭示非法取证行为,使法庭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提高其抗御能力。如果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无疑会给其他证人出庭作证起到示范和表率作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证人、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恶意翻证、翻供的问题,维护了控诉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效力,有利于加强控诉力度,提高证人出庭率,实现打击犯罪,教育惩戒的多重目的。  

3、有利于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亲身体验庭审中对案件证据的要求,可以促使侦查人员在今后的案件侦查过程中能更针对性地收集好证据,符合起诉的证据要求,形成高标准的证据意识。再者,通过出庭作证,侦查人员能够详细了解公诉人向法庭出庭证据的规律以及辩护人对证据所提出的异议,增强了直观了解,有利于明确侦查取证的方向,提高取证的证据把握运用能力。  

4、有利于合理构建侦诉机制。从诉讼发展规律来看,侦查人员与公诉人员加强联系,形成“大公诉”格局,共同承担控诉职能,是侦诉关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辅助公诉,也会一程度促进侦诉关系的衔接,同时也对我国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其侦查监督更具可操作性、连贯性。  

四、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势在必行  

1、有利于维护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最核心的要求是那些利益可能受到裁判结果直接影响的人,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裁判结果的证人和作证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结论的形成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程序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法庭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平等是正义的核心内容。平等原则根据这样的信念,不仅是指法庭给予双方的地位平等,而且是双方机会平等,控抗双方都有机会反驳于已不利的证人,达到机会平等的要求,法庭应当通知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能保证被告人的质询权,实现程序正义。  

2、有利于排除非法证据。从各国的司法实践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目的主要在于证明有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从而证明通过这些侦查行为取得的证据具有证明力。由于侦查行为的封闭性、秘密性,外部主体很难对侦查行为进行有效地监督,或因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充分,至使他们不能证明警察取证行为的非法性,基于证明的公平性,对证据是否合法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而不是由被告人承担,在控方不能证明取证的合法性的情况下,可推定其所取得证据是非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目的在于证明调查取证的合法性,排除法庭对证据是否非法的怀疑。排除非法证据并不是证据不真实,而在于收集证据的手段或形式违法,根据程序正义的原则,而必须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3、有利于对权力的制约。现代诉讼以法庭为中心,在诉讼中任何一种权力都必须接受法庭的审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法庭审查其他权力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审查,侦查机关在采取各种强制措施,调查证据前,须取得法庭授予的司法令状,否则不得为之;其次是事后审查,侦查中所获得的多种证据,必须在法庭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否则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我国刑事诉讼的过程分为侦查、公诉、审判三个环节,现状是侦查处于初始阶段,检察处于中间环节,法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不采取司法令状主义,侦查权事先不受法庭审查,但侦查权事后必须接受法庭审查,否则,不仅侦查权极易滥用,而且法庭的中心地位也难以得到体现。只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法庭才能对侦查权实现全方位的审查,才能使游离不羁的侦查权受到法治适用的约束。  

4、有利于避免和反驳无理翻供。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不翻供的极少,其翻供的理由简单概括为受到了刑讯逼供、威吓诱供等,但凡被告人翻供,极易造成法庭审判上的困难,不难理解为按照有利被告的原则,只要被告人搅浑诉讼之水,就不可避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侦查人员普遍不出庭作证,刑同变相性地增加了被告人翻供的动机,而法庭在听到被告人一面之词后,放弃了反驳被告人无理翻供的阵地,不利于打击犯罪,从而使侦查人员的信用度在法官的心理上打上折扣,也难免让案侦人员深感委屈。故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健全重在落实,利大于弊。  

   

   

参考文献:  

1)乔汉荣、邓明仁、朱春莉:《构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相关问题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崔敏:《关于警察出庭作证的若干问题》,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3) 何家弘、 杨建国 :论警察出庭作证的程序保障——以《波士顿警察局规则与程序规则320》为蓝本  

4)宫毅:《关于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考》,载《郑州大学学报》。  

5) 李富成:《警察出庭作证论纲》, 20100113日 , 东方法眼。  

6)王超:《论警察出庭作证》,载于法律教育网  

7)金志学:《浅谈警察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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